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一年多了,1980年6月17日,时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和罗布泊科学考察队队长的他,为了解决科考队缺水的困难,给国家省些钱,孤身外出去寻找军用地图上的“八一井”,消失在罗布荒漠之中…,多次寻找都未能找到他的遗体和遗物。上海龙华公墓中那块刻着烈士雕像的墓碑下,埋葬着他的一些衣物和新疆的黄沙。为了表彰和永远铭记这位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无私献身的中国科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时,他的名字被列入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100名英雄模范人物之中。
作为一名曾与他有过难忘的科考经历的科技人员,在他遇难殉职十周年、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时,我曾撰写了《铺路石的精神永放光芒》、《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缅怀彭加木烈士》和《与彭加木科考罗布泊》等文章,先后在《新疆科技报》、《中国科学报》、《科学新闻周刊》和《科学新闻双周刊》等报刊刊登。需要说明的一件事是刊登在《科学新闻双周刊》的那篇题为《与彭加木科考罗布泊》的文章是编辑部将我撰写的《悠悠往事涌心头》和《一次难以忘怀的午餐》两文合编改写的,于2010年6月9日刊登在该刊第11期(总421期)56—57页。并将由彭加木先生为我拍摄的在新疆艾丁湖畔盐泥中采样留下的脚印照片刊出,同时还刊登了由梁匡一先生拍摄的彭加木先生与我在新疆温宿县盐山考察的合影(1964年)。为了宣扬他与陈善明先生(彭加木先生在上海生化所同事,新疆化学所副所长、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为新疆化学和生物化学事业做出的无私奉献,我在中国科学院院庆六十周年前,撰写了题为《加木精神留榜样善明事业得公评》一文,参加由中国科学院与新华网联合组织的《60年中华科学情》网络征文活动,该文获二等奖并被编入《科海丹心》(“60年中华科学情”网络征文优秀作品选)一书。
我能结识彭加木先生也是人生的缘分。1958年10月,我和5名同学分别从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陈子才、任家礼、李国印)、水利系(刘钧臣、李庆莹)和农学系(陶国强)选调进入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并被送往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第二无机系铀工艺专业(对外称放射化工)进修学习,那是为原子弹准备原料的一个专业,其任务是从铀矿中提取铀的化合物,为以后更进一步制备更高级的材料作准备。其间,彭加木先生代表新疆分院领导前来看望我们,勉励我们认真学好新的专业,将来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多作贡献。
1961年.我回到新疆物理所。这一年,我们5个男同事与核工业部新疆519队合作,在托克逊县一个山区进行铀矿工艺研究。1962年,由于国家对铀矿生产研制工作作了调整,中科院不再承担前期工作。我们六个人一分为二,三人留在新疆物理所、三人调往新疆化学研究所。这是由彭加木先生和他在上海生化所的同事陈善明先生创建的一个边疆小所,设立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三个研究组。我们被分入无机化学研究组,从事分析化学的研究工作。
在这里,可以经常见到彭加木先生的身影。他十分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待人十分热情。他为新疆化学所订购许多仪器,其中包括电子显微镜;他邀请上海生化所的专家来新疆作报告,指导青年科技人员;他推荐一位江苏青年到上海生化所学习玻璃仪器的精细加工技术…,这个边疆小所的成长倾注了他的无私心血,他给了许多年青科技人员许许多多宝贵的帮助。
1964年春天,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工作经验交流会》,这是一次表彰先进的大会。在会上,我听到了有关彭加木先生先进事迹的介绍,使我十分感动。
会议期间,我到他的住房拜访。他十分热情地与我交谈,勉励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要扩大知识面,多学点技术。同时,他兴致勃勃地提出秋天要到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
由于新疆古代是大海,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经历了变迁、干涸、隆起,有的地方形成盐山。罗布泊在南疆的地势较低,是众水汇集之处。岁月悠悠,雨雪把盐分溶化,流入河中,逐渐向罗布泊流去,在那里水份的蒸发作用十分剧烈,于是罗布泊由淡水湖逐渐咸化…。彭加木先生估计,罗布泊地区应该富集着大量的盐类,其中有农业生产需要的钾盐。
会后,他书写了进行科考的建议,这份建议的手稿现存放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的档案室内。中科院新疆分院根据他的建议,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进行联系。由于当时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新疆军区不同意我们进入罗布泊的核心地区,只同意在周边公路两侧各四十公里的范围内进行科学考察。三个部门均为这次科考出具了证明信。
这次科考由3名科研人员和一名驾驶员参加,配一辆八座吉普车。3名科研人员是彭加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梁匡一(中科院新疆地理所)、陈子才(中科院新疆化学所)。彭加木先生负责考察的领导和计划执行,梁匡一先生负责水文地质方面的工作,我则负责采样、野外分析和室内分析。分院驾驶员曹世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师傅,在科考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64年9月22日上午,我们出发,分院党组书记哈琳同志和陈善明先生等前来送行。同车出发的还有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胡旭初先生,他是搭车前往乌鲁木齐天山冰川站进行高山生理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中午,我们到达冰川站,大家合影留念。
下午,我们4人沿着乌库公路(乌鲁木齐—库尔勒)往前开,冰川站海拔3000米,而山顶是4200米。1200米的行程,汽车爬了六个“之”字形,到达天门。天门是当年承担修路任务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们打了一个大洞,埋了几吨炸药炸开的一个通道。我们在那里稍事休息,但见冰峰雪岭,白云在脚下飘动,令人感慨万分,于是照了几张照片作纪念。
当晚,我们在农二师一个团场的招待所住宿,在餐厅就餐时,那位当招待员的上海姑娘十分热情。当她得知彭加木先生也在场时,十分激动。很快,她向团场领导汇报了此事,场长和政委前来看望我们。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到稻田里看望在田里劳动的上海支边青年,彭先生还拿起镰刀割了一会儿水稻。
在焉耆,我们到军分区拜访,有一位姓安的参谋长接待了我们。彭加木先生向他介绍了这次科考的计划。安参谋长也拿出地图仔细地了解我们的考察范围。
在库尔勒市,兵团农二师的领导十分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打电话告知下属的团场要为我们的考察提供方便。在尉犁,我们到一个盐沼取样,见老乡从盐沼中挖取粗盐,用毛驴运走。
在一个农二师团场(3?团),我们跨过孔雀河上的一座桥,进入一片树林中,在那里迷了路。汽车转了好久才出来,又往前开了一段路,因为考虑到已超过规定的界限,所以在戈壁滩上吃了午餐就返回。到了住地,许多上海支边青年把彭加木先生围起来,拿出笔记本,请他签字。开始时,彭先生还写上一、二句勉励的话,但后来因为要求签名的人多,所以只好签上“彭加木”三字。记得,当天彭加木先生还给他们讲了话,勉励他们扎根边疆,为军垦事业贡献力量。
彭加木先生当时是上海市人民代表,在考察中他见到上海支边青年都是十分热情。在铁干里克一个团场,他与摘棉花的姑娘们合影,晚上给大家作报告。
在台特玛湖的芦苇丛中,梁匡一先生为我们拍摄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后来在彭先生在1980年科考中殉职后,新疆科技报和新疆日报先后刊登过。在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标本馆中的“彭加木烈士事迹陈列室”中,可以见到这张十分珍贵的照片。
到达罗布庄,那里有一个部队的通讯站,我们在桥下取车尔臣河水样,并与战士们合影。
若羌县政府对我们的考察十分关心,派了公安局寇兴运股长陪同。在米兰农场,彭加木、梁匡一、寇兴运三人骑马到达一个叫敦力克的地方,见到废弃的土房。当晚,彭加木先生提出要进一步深入戈壁滩中去考察,由于超过了部队规定的范围,我提出要向分院党组请示。彭先生考虑到分院党组肯定不会同意我们违规越界,所以就放弃了自己的提议。
离开若羌,途径瓦石峡公社前往且末县,中途曾在一位维族老乡家中借宿,住在土炕上。第二天,在露天地上吃早饭,啃着干馕。一阵狂风吹来,沙子吹进嘴里。我想,彭加木先生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来到新疆,进行科考,每天还吃着药,他的精神实在感人!
途中要经过一段干河床,都是细沙,汽车很难行走,我们三人下车步行。十四公里路,汽车爬行两个半小时!到达河岸上,一群维族老乡在休息,他们搭乘库尔勒—且末的公交车,汽车在过这段名叫流沙河的河床时,车上的人要下来,在车轮下铺设粗木柱,一段一段,轮流铺设,汽车才能爬行往前开。所以老乡们开玩笑说:“二十六元买张票,要过流沙河,下车搬木棍…”
我们到达且末县时已是晚上,汽车在县政府院子里转了一圈,找不到人,只好住进一家小旅社,只有三张空床,我就在车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县政府、县委领导见到院中留下的车轮印,找到了我们。
休息一天,第二天,且末县党政领导陪同我们到塔特浪公社考察。我们在一个盐沼中挖坑取样。在且末考察时发生一件事,我们的汽车在过一条小河时,行至河中心,汽车熄火。水将车轮下的沙子掏空冲走,汽车慢慢往下沉,情况十分危急。这时一群维吾尔族老乡闻讯赶来,他们将汽车抬上了岸。我们再三向他们道谢,他们笑着离去。
从且末往回返时,在离开县城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的汽车出了点故障,这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我们三人下车用皮大衣给司机挡风,二十多分钟后,排除故障。那天总算十分幸运,如果汽车修不好,后果十分严重。这条公路,车辆很少,我们又无通讯设备,无法与县政府联系。所以,真的要是在那种风沙天气中过夜,真不知道还会是什么结果啊。
返回的路程同样十分艰辛。几天以后,我们到达阿克苏市,那已是十月中旬了。10月17日中午,农垦部王震部长在农一师招待所餐厅请我们四人共进午餐。彭加木先生向王部长汇报了这次科考的计划。王部长对寻找钾盐资源十分感兴趣,也十分关心彭加木先生的身体状况。当他知道梁匡一先生曾在八一农学院工作过,十分高兴。他在知道我曾是八农的学生后,勉励我扎根边疆,为边疆的科学事业贡献青春。
席间,王震将军告诉我们昨天(10月16日)在罗布泊上空爆炸了原子弹,听到这个特大喜讯,我们都非常兴奋。
我对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和农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老将军一直十分敬仰。这次见到他,竟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的老人,他的话使我铭记在心,这次令人难忘的午餐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农一师,彭加木先生还去访问塔里木农业大学和一个水文站,坐独木舟到达塔里木河对岸。
离开阿克苏市,我们到达温宿县,这里有一座盐山,绵延几十公里。山下有一个化工厂,将岩盐进行提炼加工。彭加木先生和我钻进一个山洞,洞深约2米,洞高约1.5米。从这个盐溶洞中,我们采集了两根盐钟乳,自然阳光下给它们拍了照片。梁匡一先生还为我和彭先生拍了一张合影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去年《科学新闻双周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
在到达库尔勒市前几公里处,我们的汽车发生严重故障,勉强开到宾馆。驾驶员发现是变速箱齿轮坏了,新疆分院闻讯,派吕成本师傅开着五座吉普车送来了配件。
彭加木先生坚持要走乌库公路返回,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山顶积雪,十分危险。汽车在爬坡时,由于我们的那辆车拉着许多水样、土样,所以无法爬坡,只好由五座车拉着它,我则紧随车后,一遇停车,赶忙找块石头把车轮顶上。当我们到达天门时,我十分气喘。在那里,两辆汽车脱离牵引,慢慢往下滑行,实在是太危险了。
历经35天,行程数千公里,经历许多艰辛。后来根据分析测试,发现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几条河水中钾含量逐渐增加,根据水文和气象资料分析,彭加木先生和梁匡一先生对罗布泊钾盐沉积作出估算。并写成学术论文,以我们三人署名,于1965年在全国盐湖学术会议上由我宣读了论文。
关于1964年这次在罗布泊西南外缘地区进行的钾盐资源和水文地质考察,有几件事应向公众说明。
一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劫难中,由于这次考察的时间、地点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有关,所以被诬陷成“盗窃原子弹爆炸机密”,罪名之重,可想而知。于是,彭加木先生在上海被关押,梁匡一先生被批斗,我则被当成“特嫌”受审查,进学习班,撤职,送文教农场劳动…一个刚满18岁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人,竟然被当作“特嫌”去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实在是件十分荒唐的事。
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科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著名的沙漠专家夏训诚研究员和该所学术秘书胡文康高工合作撰写了《与彭加木同行》一书。书中只字不提此次科考是寻找钾盐,把它说成是寻找重水,并以“时间短促,一无所获”八个字来否定了这次科考。一个有讽刺意义的事实是在由夏训诚研究员担任主编的介绍1980年罗布泊科学考察学术成果的专著《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中,该所几名研究人员(李培清、樊自立、李荣健、张丙乾)在书中撰写的罗布泊地区钾盐资源的学术论文中,引用了我们论文中的一张河水中钾含量的表格。为了澄清事实,作为当年参加科学考察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们,以免谬误流传和在科学史上留下不真实的记录,笔者撰写《并非“一无所获”—兼与〈彭加木同行〉一书作者商榷》一文,2001年2月2日,《科学时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
三是在由著名作家叶永烈撰写的《追寻彭加木》一书中,把这次科考的时间地点都搞错了,说成是1964年3月5日至3月30日,“环罗布泊一周”,又提到“由于时间短促,…未找到天然重水…。”不知又是何人向他提供了素材?
四是因为他们的错误,在百度网中有关彭加木先生的介绍中,仍有着类似的错误描述。
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参加1980年那次科考。理由有三:一是我在文革后期和结束以后,我参加了两次路线教育工作组,历时两年。国内外在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分析技术方面进展很快,我急于要搞本专业工作,缩短与国内外同行之间的学术差距,外出调研;二是1964年那次科考在我心中留下阴影;三是彭先生怕我参加考察会使我重新想起那次不公正的遭遇,所以他未提出让我参加。在他遇难之后,彭加木先生的夫人夏叔芳女士有一次在新疆化学所电子显微镜实验室中当着几个人的面说:“陈先生,如果你去了,老彭可能丢不了。”(大意),我无言以答,因为确实不好回答。
此生有缘,结识了这位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聆听他的教诲和得到他的帮助,有幸一起考察过,度过了艰辛,患难与共,也留下了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彭加木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刻在我脑中浮现。
2000年6月12日,我在参观彭加木烈士事迹陈列室时,在留言薄上,写下一首七律《参观彭加木烈士生平事迹展有感》:
魂系罗布二十载,
茫茫大漠君未回。
坎坷风雨千般苦,
献身科学全无悔。
浦江朝霞映明珠,
天山旭日照瀚海。
丝绸古道谱新篇,
九天英烈共笑慰!
2000年6月下旬,乌鲁木齐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一个专题节目纪念彭加木烈士,我和几位同志应邀前去作了嘉宾,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了电台的录音室。那个专题节目最后以中科院新疆分院原副院长乔建海同志写的一首《江城子》作结束语:
飞沙滚滚漫天黄,念彭君,莫能忘。
荒漠勘探,操节像胡杨。
浩瀚狂风没躲藏。查胡杨,探大漠。
陷身沙漠,投宿无村庄。
惜做沙翁寻不见,人作古,世流芳。